洪武二年九月，楊憲入為中書右丞，洪武三年，李善長病休時，楊憲便實際操縱中書省大權，升為左丞 。他玩弄權術，陷害同僚，“市權要寵”，很快被朱元璋處死 。朱元璋鑒于李善長權力過大，威脅皇權，在撤換李善長后，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 。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 。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 。之后，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為廣東參政 。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后，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 。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相權，勢力更甚于前 。
汪廣洋被貶后，當然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于洪武九年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正中朱元璋下懷 。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
然而，汪廣洋復相后，整日喝酒，并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 。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 。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后，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 。朱元璋對于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于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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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沖突更為明朗化了 。在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 。但是，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翦除，別無選擇 。
其實，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 。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 。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 。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布裁撤中書省 。丞相廢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 。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 。稍后，朱元璋還宣布以后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并立為祖訓 。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后，仍能時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 。李善長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系，始終令朱元璋耿耿于懷 。為了鞏固帝業，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 。
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于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 。但據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 。
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范圍便越擴大 。到后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生關系 。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后威脅朱姓子孫 。
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未免牽強附會 。胡惟庸案實際是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懟、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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