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防蝗蟲并不只“吃掉”這一種方法很科學( 三 ) _蝗蟲

北宋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將曹呂之戰的背景記載得更詳細：“(興平元年)自四月不雨至于是月(該年七月，即194年5月8日至9月2日)，谷一斛值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漢獻帝劉協，181─234年)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濃稠的稀飯)，餓死者如故。”當時糧食的價格高達一斛(約15.63公斤)50萬錢，折合黃金就是50斤(12.5公斤)，簡直貴得離譜!連京師長安都出現“人相食”的慘劇，更何況是地方。

文章插圖
東漢末年戰亂天災不斷，朝廷對蝗災早已有心無力。漢桓帝永興元年秋七月(公元153年8月8日至9月5日)：“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絕，安慰居業。”此處的“賑給乏絕”，指的是朝廷無法撥下賑災物資或糧食;永興二年六月(154年6月29日至7月27日)則有“京師蝗”的記載。面對連續兩年的蝗災，桓帝也只能下詔讓受災的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 。漢獻帝雖以太倉米豆賑濟災民，但結果卻是“餓死者如故” 。既然當時的國家機器對蝗災已然是束手無策，昔日巍巍大漢帝國，就在蝗蟲一次次的肆虐下，敲響了喪鐘。
魏晉南北朝369年間(公元220─589年)發生蝗災43次，占總年數的11.65%，也就是平均每9年才發生一次，已經比東漢平均5年發生一次蝗災更加趨緩。盡管蝗災頻發次數降低，為了處理蝗災，北方的前秦、北齊政權仍舊傷透腦筋。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東晉太元七年)，幽州(今北京市、河北省北部)發生蝗災、綿延千里，前秦符堅派散騎常侍劉蘭前往征發民眾捕蝗，但幾個月之后成效不彰，有人參奏劉蘭捕蝗不力應治罪，符堅卻稱：“災降于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荷罪乎?”北齊天保九年(558)夏季大旱，造成“山東大蝗，差夫役捕坑之” 。北齊文宣帝高洋祈雨而不得，一怒之下甚至下令拆毀位于北齊都城鄴城(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的西門豹祠、并挖開他的墳墓(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以泄憤。
西門豹為戰國時代魏國水利專家，被魏文侯任命出任鄴令后投巫于河，破除了“河伯娶妻”的迷信，并修筑灌溉水渠，造福于民。“西門豹治鄴”的功績還被司馬遷記載于《史記?滑稽列傳》中，豈料千年之后一次干旱少雨引發的蝗災，竟慘遭毀祠掘墓，西門豹何其辜哉?
雖然南北朝時期皆有以人力滅蝗舉措，但到了唐代卻阻力重重。唐玄宗開元四年(716)有蝗災，當時民眾相當迷信，畏蝗蟲如神：“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黃門監盧懷慎提出“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汴州刺史倪若水也稱：“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唐玄宗也曾一度質問中書令姚崇：“蝗，天災也。誠由不德而致焉。卿請捕蝗，得無違而傷義乎?”時代稍晚的詩人白居易在其《捕蝗》詩中也稱：“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饑人重勞費。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定天災? 。”

文章插圖
【古代防蝗蟲并不只“吃掉”這一種方法很科學】可見當時上至皇帝、下至部分官員，都認為蝗災乃因“帝王失德”，經過“天人感應”后的降災，加上唐代佛教思想開始興盛，也許受此影響的官員也相信殺蟲會造殺業過多，便極力勸阻。
姚崇視蝗災為自然災害，主張利用蝗蟲的趨光性，先設火召集，然后焚燒掩埋(焚瘞滅蝗。瘞，音亦，掩埋) 。終使原本態度游移不定的唐玄宗下定決心，下達《捕蝗詔》，才使蝗災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