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賢令第一部分回憶了秦國秦穆公時期建立的霸業;第二部分則說了秦國四任君主的昏庸無能，導致了秦國國力大損為諸侯所不恥;第三部分說秦獻公繼位后勵精圖治，為企圖恢復秦國往日的霸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秦孝公寫出了自己繼承秦王之位后誠惶誠恐，生怕國家不能發展，辜負了先王的重托，成為秦國的罪人 。
秦孝公雖然有變法圖強的決心，身邊卻沒有像名相百里奚一樣的賢臣，因此發布了這份求賢檄文，渴望能夠得到輔佐自己達成目標的有志之士、有為之人，給予其封疆裂土、高官厚祿都在所不惜。因為有了秦孝公這樣英明的君主，才能吸引來商鞅這種百年難遇的變法強臣 。
秦孝公的這份誠心，打動了當時在魏國不得志的商鞅，商鞅西行入秦 。在見秦孝公之前，商鞅先找到了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要想說服一個大人物，首先讓這個大人物身邊的信任之人能認同自己，這一點十分重要 。通過和景監的攀談，商鞅獲取了景監的信任，景監也決定將這位大才引薦給秦孝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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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見到秦孝公后，采用了“先抑后揚”的辦法，先給秦孝公談王道，談霸道，搞得秦孝公昏昏欲睡 。秦孝公斥責景監，問他為什么將庸才引薦給自己，白白浪費自己的寶貴時間 。直到這個時候，商鞅才最終提出了自己的富國強軍之策，秦孝公聽得津津有味，兩人秉燭長談，竟然幾天幾夜都沒有終止 。
變法的阻力是巨大的，老氏族的代表人物甘龍和杜志極力反對變法 。于是秦孝公在王宮組織了一次論辯，讓商鞅和守舊勢力展開論戰，說明秦國到底需不需要變法 。表面上看是想讓商鞅將甘龍、杜摯說的啞口無言，但實際上雙方卻是平分秋色 。變法與不變法要根據具體的國情而定，并不是一定就要變法，變法怎么變也是個很復雜的問題 。
但通過這次論辯，秦孝公進一步確立了自己變法的決心，因為無論甘龍、杜摯也罷，商鞅也好，真正決定變法或不變法的關鍵在于秦孝公 。這次論辯的實質是秦孝公讓商鞅給自己一個必須變法的理由，來堅定自己變法的決心 。很多人提到商鞅變法，總是說商鞅是變法的主導者，而實際上商鞅不過是變法的策劃和執行者罷了 。
變法的決心要秦孝公來下，變法中的阻力需要秦孝公解決，商鞅的職責是制定法律的細則，并負責嚴格的執行，在遇到阻力和困難的時候，尤其是面對太子犯法的時候，只能由秦孝公親自出面，沒有君主的支持，變法便不可能成功 。變法成功了，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國，變法失敗了，最大的遭殃者則是秦孝公 。
作為主導和決策者，秦孝公是當之無愧的王者，但在具體問題的處理上，卻不是他的強項，而這是精于刑名之學的商鞅的強項 。因此在太子犯罪的問題上，商鞅負責提出了一個最為合理的解決方案，秦孝公則是決定是否按這個方案去做 。對魏國發動河西之戰，真正的價值并不在于重新獲得了河西之地，而在于通過這次戰爭培養了新勢力，為秦法傳承不絕創造了條件 。
提到秦國和魏國的河西之爭，大多數人的關注點是秦國錘煉的新軍 。畢竟這次戰斗的戰果太輝煌了，吳起為魏國打造的魏武卒，曾創造過以五萬擊破秦軍五十萬之眾的輝煌 。而商鞅和秦孝公錘煉著秦國新軍，卻在河西之戰中擊敗了魏武卒，打破了其不敗的神話，扭轉了秦軍的頹勢，令秦人為之一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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