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我們深入細致地把乾隆那些豐功偉業仔細梳理一番,我們就會發現這些事情在本質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花錢!
不論花在誰身上,只要是花錢,不管花得聰不聰明,是不是地方,有沒有效率,總歸是一件討人喜歡的事情 。一方面收到錢的人自然會感激涕零,另一方面這么多銀子堆下去也多少會有些政績,再加上只要不在乎錢,在打擊貪污腐敗方面也就不必那么認真,大可寬大為懷,讓官員們皆大歡喜 。這樣一來,執政者的名聲自然會越來越好,執政者自己也樂得逍遙自在,真是何樂而不為呢?
加強財政、控制開支、整頓吏治是件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自己沒有好處不說,也斷了別人的財路,很容易惹來一身罵名,雖說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是更健康了,可又有幾個人會為了這個來感謝你呢?你只不過是為下一任執政者的慷慨美名做了嫁衣而已 。愿意這樣做的執政者,要么是太“笨”——笨到不會為自己打算的地步,要么就是太“命苦”——命苦到繼承到了一個已經被差不多掏空了的家底,以至于沒辦法繼續再掏下去 。
不論是上述哪一種原因,雍正真的這樣做了 。終其一生,雍正都是在殫精竭慮地用盡各種方法去改善稅收的體制、提高官僚系統的效率、開源節流、加強國力 。雖然因此落得個怨聲載道,但雍正留給乾隆的遺產卻是實實在在的 。比銀子的數目更重要的是,雍正給乾隆留下了一個相對清廉、高效的稅收和行政體系,為乾隆能夠當一個“慷慨寬厚”的明主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
然而乾隆留給他兒子嘉慶皇帝的又是些什么遺產呢?單從銀子的數字上來看,倒也不算少,大約有7000萬兩,與雍正中期的數目差不多 。然而,隱藏在這之下的,卻是大清帝國的根基已經被乾隆式的“慷慨寬厚”幾乎掏空了的嚴酷事實 。而這一切的成本,最終都要老百姓來承擔 。老百姓的忍耐終究是有限度的 。于是,嘉慶元年正月,爆發了席卷五省的白蓮教大起義 。而對于這場起義的原因,即使是嘉慶皇帝也不得不承認是“胥役多方勒索”、“民怨沸騰”所致 。這場起義持續9年,造成人民生靈涂炭、社會經濟被破壞的情況且不說,僅軍費就達2億兩以上 。
說到這里,雍正和乾隆的名聲為什么如此不同就很清楚了 。雖然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影響(例如雍正時代宮廷政治斗爭比較殘酷等),但真正影響到千家萬戶對他們的印象的,還是這兩位皇帝不同的統治政策和作風 。應該說,他們兩人分別代表的兩類領導官員,即使到今天也還頗具典型意義 。
乾隆式的官員,在經濟政策上好大喜功,喜歡花錢,搞工程,上項目 。而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只要錢花得夠多,不管效率如何,總歸會有一些政績、有一些GDP的 。收到錢的人(例如承包工程的),當然會很高興 。而一般的老百姓,也會因此而增加一些就業機會,在財政狀況惡化的不良影響暴露之前,他們可能也會支持這樣的官員 。在官員政策上,乾隆式的官員喜歡“寬大為懷”,一團和氣,搞好“團結”,讓大家都如沐春風,你好我好大家好 。這樣的官員常常是既有“政績”,人緣又好,很可能被當成德才兼備的典型,有著無量的前程 。
而雍正式的官員則恰恰相反,在經濟政策上,他們會努力地去開源節流,對于建設項目會認真評估,達不到標準絕不輕易上馬,從而會給人們一種吝嗇乃至嚴苛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他們也會將其帶到官員政策之中去 。很明顯,這樣的官員通常不會有多么好的人緣,如果沒有伯樂在上,他們的前途也會比較晦暗 。
說到這里,筆者必須澄清一點,那就是筆者并沒有要全盤肯定雍正式的官員,也沒有要全盤否定乾隆式的官員 。經濟要發展、社會要進步,不花錢是不行的,乾隆花的那些錢,也有花在正道上的(例如普免錢糧、興修水利等) 。同樣,在官員政策上一味搞高壓也不見得會有最理想的效果,雍正為自己樹了那么多的政敵,搞得人人自危,負面作用也不少 。如果想要經濟社會以最優的方式發展,我們需要在雍正式的官員與乾隆式的官員之間有一個平衡,或是兩種官員之間的平衡,或是同一批官員身上這兩種傾向之間的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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