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在某種意義上，《當法律遇見愛》這本書是對于莎士比亞的經典劇目《李爾王》的研究 。正如我們所知，西方文學大致有三個大的傳統，即希臘羅馬傳統、圣經傳統以及莎士比亞傳統 。在您的其他著作中 ， 多次提及其他兩個傳統，那么這本書選擇莎士比亞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用意？您為何選擇《李爾王》作為您研究的文本？
卡恩：我想我應該從本書的緣起談起，來回答你的問題 。我并不是一個莎士比亞學者 。更大程度上，我曾經是專攻柏拉圖的學者 。我的哲學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柏拉圖，對此我更有自信 。同時，我還研究過猶太基督教傳統 ， 寫過一本書叫做《走出伊甸園：亞當夏娃與惡的問題》(Out of Eden: Adam and Ev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
以此為背景，我曾寫過一本書，叫做《法律的統治：馬伯里訴麥迪遜與美國國性的建構》(The Reign of Law: Marbury v.Madis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 。這是我第一次以一本書的篇幅來處理政治想象或者“社會想象”(the social imaginary)的問題 。社會想象當然是著名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的概念 。但我的書早于泰勒的書 。因此我用的是“政治想象”這個概念 。我所探討的是“法治”這個政治想象 。
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我試圖提供一種對于猶太式的法律觀，即便我處理的是美國法的基本問題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是，法律的起源是革命 。用神學概念來進行類比的話 ， 這相當于說，法律的起源是神的啟示，也即一個將一個民族整合起來的神圣歷史敘事 。按照這種理解 ， 參與到法律中去即以某種方式參與到革命秩序中去 。法律的起源是人民主權 。法律是一種創造政治文化認同的方式 。這些概念深深的植根于猶太傳統及其法律觀念 。正如卡爾·施米特所說，現代的一切的政治法律概念都是神學概念的變種 。這實際上正是我在那本書中所展現的，雖然我在寫作那本書的時候 ， 并沒有開始閱讀施米特 。
但在寫作那本書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麻煩 。我開始發現還有另外一種理解法治以及法律文化的觀念 。在這種觀念中，法律并非革命的內在體現 。相反，法律并不是代表革命的勝利，而是一種悲劇 。法律是對于人類的墮落狀態的代表 。法律并不是對于霍布斯式的 ， 狼與狼的自然狀態的克服；它也不僅僅是人民主權的自我展現的結果 。相反，人類對于法律的需要僅僅是因為我們不夠品德高尚 。正如美國的“國父”麥迪遜所言，如果我們都是天使，那么我們就不需要法律 。因此，在這種觀念中，法律是與我們墮落的原罪狀態密切相關的 。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西方人在進行自我理解的過程中非常常見的一種觀念:我們承認法律是一種必需，但同時認為某種超越法律的東西更適合我們 。我們夢想著一片沒有法律的地方 。因此，在《當法律遇見愛》一書中，我引用了美國著名法律史家吉爾莫的著名論斷：“地獄里只有法律和正當程序 。”天堂里沒有法律 ， 也無須法律 。這是一種非常基督教式的法律觀，與猶太式的法律觀存在深刻的張力 。
因此我需要一個文本來展現這種基督教式的法律觀 。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碰巧要讀莎士比亞的《李爾王》 。那時我要參加耶魯人文中心的一個研討會 ， 主題正是《李爾王》 。由此我發現了可供闡釋前面所說的法律觀的文本 。《李爾王》是西方的基本文本之一 。當人們談到西方文學的時候，最為膾炙人口的作品就是這么幾部：有人說是《哈姆雷特》，有人說是《圣經》 ， 有人說是《李爾王》 。《李爾王》基本人人都讀過，或者人人都可以讀 。用它來闡述我的想法 ， 再好不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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