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齡與聊齋志異( 五 )


狐鬼故事在中國古小說中淵源久長 , 而蒲松齡特別注意于此并擅長于此 , 頗有值得推究之處 。 作為一個有如此才華的文學家 , 他的內在情感的活躍是無可懷疑的;在他痛苦的生活經歷中 , 渴望得到某種情感上的安慰 , 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 但正如前面所說 , 從明末到清初 , 封建禮教、程朱理學的重新抬頭使追求個性解放的社會思潮處于低抑的狀態 , 而蒲松齡也受此影響甚深 。 但另一方面 , 這種思潮既已發生 , 使自然情性得到滿足的要求就不可能被徹底截止 。 只是 , 當小說以具有現實社會身份和現實社會關系的女性為主人公時 , 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 , 都會對她們提出現實倫理的約束;而只有在寫狐鬼一類女性形象時 , 由于這些人物是超脫于社會固有結構之外而無法以禮教的準則衡量的 , 作者內心的欲望便會自然而然地活躍起來 , 在一種“倫理疏隔”的虛幻場景中 , 人的自然情感便得到了較為自由的抒發 。 這應是蒲松齡對狐鬼特別感興趣的原因 。 但即使如此 , 作者心理上的陰影還是會對小說產生影響 。 那些人與狐鬼之間曠男怨女的短暫結合 , 缺乏世俗生活的明朗歡快 , 而總是給人以幽凄的感覺 。
前人或將《聊齋志異》比之于竟陵派的詩歌 , 就其心理因素來說 , 這種比擬不無道理 。
如果把“三言”、“二拍”和《聊齋志異》各作為晚明和清初短篇小說的代表 , 那么 , 以生動的白話與雅致的文言、富于市俗氣息的人間故事與幽凄的狐鬼故事相比較 , 確實可以看出文學的生氣正處于減退的過程中 。 在體式上 , 蒲松齡每于長篇故事之末 , 仿《史記》“太史公曰”論贊體例 , 附“異史氏曰”的議論 。 從文言小說已有的擺脫史傳影響、減少議論的趨向而言 , 這也沒有什么可贊賞的 。 況且 , 這些議論雖有個別精彩的 , 但大多無甚趣味 , 蒲氏的長處不在此 。
但《聊齋志異》畢竟是富于才華之作 , 也畢竟承續了前代小說中一些重要的積極因素 , 在中國小說史上仍有著獨特的地位 。 它既結合了志怪和傳奇兩類文言小說的傳統 , 又吸收了白話小說的某些長處 , 形成了獨特的風格 。 在一些優秀篇章中 , 作者能以豐富的想象力建構離奇的情節 , 同時又善于在這種離奇的情節中進行細致的、富有生活真實感的描繪 , 塑造生動活潑、人情味濃厚的藝術形象 , 使人沉浸于小說所虛構的恍惚迷離的場景與氣氛中 。 小說的敘事語言是一種簡潔而優雅的文言 , 而小說中人物的對話雖亦以文言為主 , 但較為淺顯 , 有時還巧妙地融入白話成分 , 既不破壞總體的語言風格 , 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通常文言小說的對話難以摹寫人物神情聲口的毛病 , 這是很難得的成就 。 以《翩翩》為例 , 在落魄浪子羅子浮為翩翩所收留后 , 有一位“花城娘子”來訪:
一日 , 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 , 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 , 貴趾久弗涉 , 今日西南風緊 , 吹送來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 。 ”女笑曰:“花娘子瓦窯哉!那弗將來?”曰:
“方嗚之 , 睡卻矣 。 ”于是坐以款飲 。
此后寫羅子浮二度偷戲花城 , 均“衣化為葉” , 嚇得不敢再胡思亂想——
花城笑曰:“而家小郎子 , 大不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 , 恐跳跡入云霄去 。 ”女亦哂曰:“薄幸兒 , 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 。 花城離席曰:“小婢醒 , 恐啼腸斷矣 。 ”女亦起曰:“貪引他家男兒 , 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 。 ”
寫二女相為戲謔的口吻 , 十分靈動 , 對舊時稍有文化修養的讀者來說 , 已經是沒有什么障礙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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