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周迅版的《紅高粱》紅高粱周迅( 四 ) _看過周迅版的《紅高粱》

三十年后，鞏俐已經是“鞏皇”，莫言已經從三十歲的文藝青年，成為六十幾歲還拿了諾獎的資深文豪，在文壇上的地位與口碑卻已從當年的“激活歷史”，走向“莫言批判”的另一個極端。
張藝謀，拍出過《菊豆》、《活著》，也放過讓人拍案驚奇的“三槍”，年近70依然活躍于“懸崖之上”，保持著過午不食的自律，依然充滿對作品和生活的旺盛創造力，關于他和“外星人”的事依然是個“未解之謎” 。

盡管當年由張藝謀和《紅高粱》所締造的“民俗奇觀”，已經逐漸走向冷卻，關于張藝謀這樣一批導演，莫言這樣一批作家，他們究竟是歷史的記錄者與呈現者，還是討好、媚外的“工具人”的爭論一直不休。
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紅高粱家族》與《紅高粱》，代表著一個極度自由、熱情、開化的時代，那個時候我們說話直來直往，沒有滿屏縮寫的“高情商”趣味，不必害怕鍵盤俠，也不知“404”為何物。
你可以講紅，講任何一種紅，熱烈的紅，諷刺的紅，暗淡現實的紅……關于紅的審美是千變萬化的，而不是單一刻板的。

就如莫言談及《紅高粱家族》時所表達的：

“我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熱愛，曾經對高密東北鄉極端仇恨，長大后我終于悟到：高密東北鄉無疑是地球上最美麗最丑陋、最超脫最世俗、最圣潔最齬齪、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愛的地方。”
“《紅高粱》是又愛又恨的產物，我對我的故鄉一直持有這種矛盾的態度。我對故鄉人的愛、對紅高粱的愛轉化成批判的贊美；我對故鄉人的恨、對紅高粱的恨轉化成贊美的批判。批判的贊美與贊美的批判是我的藝術態度也是我的人生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