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浩的十字路口：播客、年輕人和 AI 浪潮

2026-04-01 電動汽車埃及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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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連冉
編輯｜靖宇
2025 年年底，羅永浩又來到了極客公園的舞臺。
羅永浩在極客公園 IF 2026 的舞臺上十分坦誠。面對極客公園創始人總裁張鵬，羅永浩說在新項目「羅永浩的十字路口」找到了新的自洽：克制自己的天分。
羅永浩發現做播客的核心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我不要做什么」——不再追求口舌上的壓制，而是把舞臺留給那些中國最了不起的精英。
雖然堅持不接受花錢上播客，但他卻用這種方式，完成了另一種維度的「一網打盡」。
面對這群「連怕的意識都沒有」的年輕創業者，羅永浩的心情復雜，「既為他們高興，又為自己生氣」。
高興的是今天所有的門對年輕人都是開著的，他們很早就接觸到了最好的東西；生氣的是自己年輕時候物質和文化沒那么充裕。但令他欣慰的是，錘子科技雖然失敗了，但它留下的「遺產」依然滋養著新一代的產品經理——這或許是他被迫「德高望重」的原因。
但他顯然并沒打算就此交班。「主要是靠事業不成功」，這句自嘲背后是他依然旺盛的斗志。
面對比工業革命還宏大的 AI 浪潮，他直言，「這輪要是做不出來，就沒借口了」。未來十年，手機依然不會被取代，而羅永浩也依然沒準備退場。
羅永浩說自己還能「再折騰十幾年」，因為他想象中的那一天，那個技術變革造福人類的時代，正在到來。
以下為羅永浩與張鵬在極客公園 IF 2026 創新大會上的對話實錄，由極客公園整理：

01做播客的「起心動念」
張鵬：六月份，咱們在 Founder Park 活動上還聊過播客的事情，沒過多久《羅永浩的十字路口》就上線了。大家看得很過癮，但我覺得你一直沒機會認真講講：做這個節目的「起心動念」到底是什么？
羅永浩：這個起心動念也不是什么體面的原因。
去年，我們搞了一個軟硬件結合的 AI 智能硬件方案。如果能按時交付，那絕對是去年最牛的產品。但工程上出了意外——以前做手機時老是硬件出問題，去年也不知道為什么，反倒是軟件出了問題，硬件沒問題。這就很尷尬，做出來的一堆機器只能放在倉庫里「吃灰」。
因為研發出了災難性事故，項目要推倒重來，資金一下子就緊張了。這時候我面臨兩個選擇：
第一是再出去融資。但這個節奏不對——給在座的創業者提個醒，出了問題再去融資，解釋成本極高。其實中途有很多機會，不少人主動找上門，我們都沒要。當時覺得錢夠花，而且想等產品出來「一鳴驚人」后再談，那樣就不差錢了。但現在資金不夠了，硬著頭皮去融資會非常牽扯精力，尤其在企業不順的時候，可能要占掉 CEO 50% 以上的時間。
第二個是繼續搞研發，但想辦法掙點錢「補貼家用」。
張鵬：能不能這么理解，硬件產品遇到了困難，你就把自己當成產品拿出來賺錢了？
羅永浩：對，而且這塊有一些傳統優勢，所以不用太費力就能掙錢。
張鵬：國內播客圈里似乎還很少有人能賺到大錢，你當時憑什么覺得做這個能成？
羅永浩：也可能是因為我這樣的選手沒進場，我不知道原因。反正我們第一天就賺到錢了。
張鵬：那這節目有專門的定位嗎？
羅永浩：沒有。我只是在合適的時候，用合適的方式表達合適的內容。當年公司倒閉的時候，我也沒吹牛，而是很誠懇地出來復盤，承認我們犯了哪些低級錯誤。分寸感我還是有的，那種場合肯定不能吹牛。
借這個機會，我再跟中國的播客同行建議一句：你們一定要做視頻播客。我見過很多同行有一種「原教旨主義」的執念，認為只有純音頻才是正宗的播客。這種古怪的偏執到底從哪兒來的？我完全理解不了。
有兩個事實大家要看清楚：
第一，美國最頭部的那些播客，全都是音頻視頻同步上線，而且視頻的數據通常比音頻好得多。
第二，美國音頻播客比例高，是因為他們通勤主要靠開車，被迫只能聽；而中國大部分人通勤是坐地鐵、公交，這是有條件看視頻的。所以不要把「只能聽音頻」當成播客的鐵律，那是特定場景下的妥協，不是這個產品的本質。
所以我真心建議同行們放下這種偏執。既然做了，就同時把視頻拍了，全平臺分發，讓用戶自己選是看還是聽。我們第一天就是這么干的， 11 個平臺全上。結果也證明了我的判斷：我們的視頻播放量占了 80% 到 90% ，純音頻的比例很低。這也印證了剛才說的，國內的通勤環境決定了視頻播客才是主流。
張鵬：從結果看，堅持做視頻播客，今年的成績符合你的預期嗎？
羅永浩：對，符合預期。效果很好了，因為每期播放平均有 1000 萬左右，高的有 3000 萬。我想提醒一下鵬總，這還是用業余時間做的成績。因為我們現在一周 7 天里，我有 5 天在忙「細紅線」的事，有一天是休息或不休息，還有一天是在做播客，大概是這樣。
所以如果我們后面這塊的效益特別好，以至于管理層認為往那里投更多的精力——如果發生這種事情的話——那就會改成一周兩次，那就一年 100 期；改成 3 次就 150 期。大概是這樣，現在還不一定。
張鵬：僅僅用了「七分之一個老羅」，就達成了今天的效果。
【羅永浩的十字路口：播客、年輕人和 AI 浪潮】羅永浩：六分之一吧，七分之一有點吹噓了，因為也會休息一天。
張鵬：節目又這么火，外界難免有傳聞：上老羅的播客得花大價錢。這是真的嗎？
羅永浩：這是赤裸裸的誣蔑和「潑臟水」，這個是謠傳。我們這個播客不是花錢能上的。如果花錢能上的話，我們 8 月份開始搞，現在三個多月，應該可以考慮要上市了。因為企業家愿意花錢上我們播客的特別多，但我們從來不接受花錢上播客。因為我雖然不是媒體人出身，但我還有一些新聞理想。
所以我們這個播客不能花錢上。確實我們有很多商業合作，收益也不錯。但跟企業接觸時發現，對方最愿意掏錢買的，其實就是「上播客」這個名額。
如果不堅持原則，比如 10 期里摻 1-2 期付費的，那一年的利潤確實能厚不少。說實話，我也是人，我也動過心。但我清楚，一旦開了這個口子，團隊的價值觀就會「往臟了去」，這隊伍就沒法帶了。
所以這條線我們守得很死。但這中間容易產生誤會：有些企業確實既上了播客，又花錢請我拍了廣告。這難免給外界一種暗示：是不是「上播客免費」只是個幌子，拍廣告才是變相的門票錢？
所以有一些「不信邪」的企業家來了，他們堅持不做任何商業投放，就純上播客，其實也是在試探我。但事實證明，只要人合適，哪怕我們的商務團隊去談合作被拒了，節目該上還是照樣上。
這是完全獨立的兩套體系。絕不存在「必須給商務才能上播客」這種捆綁交易。這事兒從來沒發生過。
張鵬：既不是花錢就能上，也不是拿免費上作為接下來商業合作的前續。
羅永浩：這完全不會。

02《十字路口》選人的邏輯是什么？
張鵬：選人的邏輯是什么？既然不是「有錢就能來」。
羅永浩：我們國家走到今天，各行各業都有非常了不起的精英。我們就想把中國的精英人士「一網打盡」吧。在我們這邊，尤其是如果每年能做到 100 期的話——其實中國值得上一個 5 小時深度訪談播客的人，也不會超過 100 個——所以我們就想把這些人都聊一遍。很多人即使我不錄這個節目，我也想聽聽他跟別人是怎么聊的。
所以選人的標準就是各行各業最優秀的那個群體。我們想聽聽他們，如果沒有傳統電視時代 60 分鐘或者 90 分鐘的限制，給他們充足的時間，比如 5 到 8 小時，他能給我們輸出什么東西。所以基本上是按這個原則指導工作。
張鵬：今天算是揭秘了。我剛才看了有兩張圖，這是跟你商業化相關的梗圖吧？
都快把羅老師臉擋上了｜圖片來源：羅永浩的十字路口
羅永浩：是這樣的，我們做這個播客以后，第一天就有很多企業過來，希望在我們那里有植入。我們在談的時候——你看那里有瑞幸咖啡，還有歪馬送酒，還有酷態科充電寶和文具。我坐的那個椅子被埋在里面了，叫清閑人體工學椅。
這些東西擺到這里以后，有一些我們的觀眾就開始鬧，說你擺了這些有影響。我就氣他們，我說：「你是不是免費聽的？免費聽就別那么多話了。」我說我現在為什么只擺了這五個？是因為沒有招到更多，如果能招到更多，我們不惜做成堆滿商品的樣子。因為重點是你聽我在講什么，和我們的嘉賓在講什么。
這個現場招商，是能讓節目免費經營下去的核心原因。雖然我們不建議做成這樣，這個圖也有點夸張了——實際上現場就擺了五個，到明年年中應該能擺到 10 個以上。所以這個收益也是不錯的，而且完全不影響內容。你想，如果我拿了錢請嘉賓來，那這個內容他們一定要干涉對不對？那你們就得不到保證品質和干干凈凈的內容了。
加了招商以后，內容可以有保障，但是這些企業還沒有一個老板現在過來上節目，所以就可以分得很清楚。
張鵬：再問一個具象點的問題。做內容需要嚴謹的體系，但你個人風格又很隨性。你們團隊到底怎么運作？從選題、背調到提綱，這套流程具體是怎么配合的？
羅永浩：你說團隊對我的管理嗎？
張鵬：對，能管理你嗎？
羅永浩：不好管。
我們的運作流程是這樣的：
第一步是「選人」。不管是叫選題會還是選人會，我會參與討論，定下想請誰。團隊先去聯系，如果他們聯系不到，我再動用我的社交關系去嘗試聯系。
第二步是「深挖」。團隊里有專人負責把嘉賓的生平整個研究一遍，閱讀資料量可能在十幾萬到幾十萬字。如果是電影人，我們得安排人看他的電影，我也得看；如果是作家，就要看書。做完這些功課，團隊出第一版采訪提綱。我把他們整理好的幾萬字核心信息消化一遍后，再拿著提綱做增刪。
到了錄制現場，雖然我手里有一份 60 個問題左右的提綱，但那主要起提醒作用。聊嗨了經常會脫軌，這很正常。但如果跑太遠了，團隊會通過提詞器警告我，讓我收回來一點。
對我個人而言，一周大概要在這個事上投入 10 到 12 個小時。我們內容團隊現在有十來個人，每個人都有具體的負責對象。這種模式下產能很容易擴張，稍微加點人手就能覆蓋上百個嘉賓。
至于說「管理」，整個運作我基本服從指揮。如果現場聊到具體觀點有分歧，我也就不管不顧先「愣講」了。但講完之后，后期剪輯權在他們手里，他們有權剪掉。
所以其實對我的約束是那種——過程不痛苦、結果我說了不算，所以就還行。
這比直播好。直播的時候控制我就很難，我也很難受。但是他們錄制的時候不控制我，事后剪輯的時候控制我就可以了。這樣相安無事，也很少吵架。

03靠「天分」還是靠「努力」？
張鵬：你一出手就定義了視頻播客的標桿，這到底是靠天賦，還是靠努力？是「來了就聊」，還是針對每個人都下了笨功夫？
羅永浩：你說采訪這件事？
張鵬：你自己有沒有說「這個人來還挺重要的，我要多花點時間」，有過嗎？還是說所有人在我這都一樣，來了就聊？
羅永浩：來了就聊，但是我要做不少準備的。
首先我舉個例子，我們現在請的作家，他的書我本來就看過，我年輕的時候涉獵很廣。所以他來之前我已經看過大部分了。比如說劉震云老師到我們那里去錄，我只需要看他一本新書就行了，因為前面的書很多我都看過。這就是有學問的人做播客的好處，不用什么都現去看。
再比如說來個電影導演，他今年來，過去的作品我可能已經看過了，只需要看最新一部，這樣的話工作量不是很大。這部分不能叫天分，只能叫積累。
除去這個之外，其實我錄播客沒太用到我的天分，反倒是要克制我的天分。因為我一直很能說，也能對抗，還能吵架，這些在播客里都用不上。你請來的嘉賓，怎么能跟他對抗呢？
張鵬：看成片都很和諧。所以你真的沒跟嘉賓對抗或者吵過架？
羅永浩：幾乎沒有。有的時候我們也會超出原來編輯所期望的，就是一個問題糾纏不清，聊了 20 分鐘，然后事后就剪掉。這種也有，但肯定不是那種對抗型的。因為不是吵架，他又不是我的敵人，他來了是我們的嘉賓，不會走到那步。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對我而言，沒有用到什么天分，反倒是不能用。有的嘉賓說的我不太同意，我心里也不較勁。所以就變成要克制。
張鵬：你以前反應很快，甚至有點「攻擊性」。但做播客需要挖掘嘉賓，這需要克制。心里會有一種對抗存在嗎？
羅永浩：內心不對抗，只是有時候有一些是肌肉記憶。比如我們倆聊，他說了一個我不太認同的，我肌肉記憶就會——大腦都沒啟動，小腦可能就對抗上了——會有意識地去「掰」這些。
張鵬：小腦對抗，就是臉部肌肉已經開始掛相了的意思嗎？
羅永浩：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可以剪掉，雖然當時我表情感覺很差，但事后可以剪掉。
張鵬：我看你的播客，表情總是一臉沉靜，反應也不大。這是你在刻意控制內心活動嗎？
羅永浩：也沒有。有時候控制不好，他們也會「偷鏡頭」，從別的地方切一個沉穩的鏡頭過來，顯得全程都沉穩。總有辦法，只要不是直播都好處理。
張鵬：那你未來有沒有可能調整風格？
羅永浩：我補充說一下你剛才說的問題。頭兩期播出去以后，有人罵我說：「你不是請嘉賓來的嗎？你那么多話干什么？」我就少說點，后來就說得越來越少了，對我來講反而更輕松了。我說那么多干啥？不如我少說點，讓嘉賓多說一點，效果挺好的。我發現我做這個播客，核心不是我要做什么，而是我不要做什么。這個對我來說還挺輕松的。
張鵬：這可能是你第一次發現，「不做」反而比「做」更有效。
羅永浩：也有可能是剛開始錄制，我自己也是新人，我不光姿態上要謙卑，內心也要發自靈魂深處謙卑一些。我確信我能把它做得特別好，特別有信心，可能需要六個月左右。
根據以往的經驗，六個月以后如果我把播客做到了最好，我覺得到時候也不一定這么謙卑。大家有一個誤解，覺得叫「對話誰誰誰」，我們倆各說 50% 也是 OK 的。但我現在感覺嘉賓來了以后，都有非常豐富的干貨，我確實也不用說太多，挺好的。
張鵬：今年聊了十幾個嘉賓，趁他們不在，咱們聊一下：誰跟你想象的反差最大？
羅永浩：印象最深、跟之前印象完全不一樣的，第一名最典型的是魔術師劉謙老師。
我是個輕度魔術愛好者，以前對劉謙的了解僅限于春晚：一年見一次，然后第二天看著全國人民「蛐蛐」（調侃/議論）他。在那之前的印象里，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擅長表演的優秀魔術師，僅此而已。
這次請他來，是因為 Tim（羅永浩播客的上一位嘉賓）的推薦。我們要搞這種嘉賓之間的「人傳人」現象，他推薦了劉謙，我也喜歡看魔術，就請來了。
結果聊的過程讓我非常震驚。春晚所展現出來的劉謙，真的只是他真正實力的冰山一角。為了配合節日氣氛和「合家歡」的需求，他在春晚上其實是收著演的，能做的有限。但他對魔術真正的理解、追求以及在國際上取得的成就，遠比我們看到的要深得多。
那幾個小時的交流，對我這種輕度愛好者來說，簡直是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宇宙。那次錄制也是「最狠」的一次——我們工作室的員工竟然聽得忘了干活。這是唯一一次，現場工作人員完全沉浸進去了，進入了「心流」狀態，該干的活兒都忘了，就在那兒聽傻了。
這種現場沖擊力太大了。你以為他是那樣，結果發現他還有隱藏的一面，而這一面比那一面強上十倍、二十倍。節目播出后，觀眾的反應跟我一模一樣：原來知道劉謙牛，但不知道這么牛，他對魔術的理解已經到了哲學的高度，完全不是我們一般理解的那個層面。
張鵬：那科技圈的呢？
羅永浩：對。科技領袖們來得基本上還好，我之前了解比較多，沒有特別大的認知出入。
我順便說一下我們采訪人物在工作上的倫理。我對我們采訪的嘉賓只有「善意」和「中性」，沒有惡意。
如果有惡意，我就不采訪他。如果我要罵一個企業家，或者揭露他的黑料，我應該自己去做調研、寫文章，而不是把他騙來采訪，錄完之后剪出黑材料。那種做法，在職業倫理上是缺德的。
我們堅持這個原則繼續做下去，我相信要不了半年、一年，我們會成為中國任何行業的精英在對公眾有表達需求時的首選，我有這個信心。
現在的互聯網媒體，為了流量 KPI ，經常做「標題黨」，甚至在采訪中設套激怒嘉賓，只為了要把嘉賓失態的那幾句話拿去做新聞。這導致企業家對媒體又愛又恨，跟防賊一樣。
我們成立第一天就定下規矩：有惡意，不采訪；采訪，就沒惡意。我堅信堅持這個原則半年一年，中國任何行業的精英人士想對外表達時，會首選我們。
張鵬：那下一個放出的對話嘉賓是誰？能提前劇透一下嗎？
羅永浩：今天是周日，明天周一會預告，周二上正片。這期是 MiniMax 的創始人閆俊杰。他是中國 AI「六小龍」里表現最好的之一。現在很多人吹牛說自己早就布局 AI ，但閆俊杰是真的。他在 ChatGPT 爆發前一年就從商湯辭職做大模型了，這是真有遠見。我跟他聊了五個小時，非常精彩。
張鵬：今年有沒有特別想聊，但沒聊成的？
羅永浩：沒有請到的嘉賓，肯定有。但是這個事我覺得這個場合講不合適。因為我說我想請誰好幾次沒請到，在這里說出來就是施加壓力，人家可能有合理的理由不想接受采訪，這個沒法說。
張鵬：羅老師比較厚道，這話題咱就不展開了。
羅永浩：我厚道的一面觀察到的人不多，你是其中一個，你是真知道的。
張鵬：還有一個印象：大家本以為你會只聊科技圈，結果發現你的「光譜」非常廣。這是你一開始就設計好的嗎？
羅永浩：對，一開始就是這么設計的。
做播客常見有兩個做法：如果聊得很專業、很深入，它就會成為一個小眾播客，或者成為特定群體的播客；如果聊的話題比較泛化，就會成為大眾看的東西。
我們做小眾的商業價值也很高——如果我們采訪的全是企業家，聊的全是科技，它的商業價值可能會更高，這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但為什么沒有按照專業路線去做？如果我們請的都是科技界，又聊得很專業，就跟張鵬這兒撞車了。
極客公園過去十幾年在中國已經證明了在這個領域里的專業性和影響力，我們不敢貿然跟你做對抗型的事情。不是因為朋友關系（笑）。
我還是希望非科技圈的人也能關注科技相關的事。很多人誤以為 AI 跟他沒關系，這些人將來可能會后悔。我希望請各行各業的專業人士給大眾講一些更泛化的東西，讓他們能聽懂。一開始是這樣定位的。
張鵬：這確實很有價值。科技圈其實特別需要像你這樣的角色，充當那個「接口」，把硬核的科技價值真正翻譯給大眾聽，帶大家「出圈」。
羅永浩：我們聊偏大眾化的題材，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后理想汽車團隊和小鵬汽車團隊跟我們說，那期播出去之后，他們汽車銷量增加了。
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沒在那兒聊自動駕駛到底有幾個級別、用什么技術路徑實現它，這是大眾不想看的。大家想了解李想和小鵬是怎樣的人。「那么多造車新勢力買誰？那就買它吧。」這是泛化題材給我們和被采訪嘉賓共同的好處。另外一個汽車品牌，他們不知道老板是誰，先不考慮了。我也是在點車企的老板，你們再不來就危險了。
張鵬：不是剛說不要給人家壓力嗎？
羅永浩：這是開玩笑的。比如說李斌老師就沒來。我們不是想給李斌老師施加壓力，之所以聊這個，是因為理想和小鵬來了，觀眾就在問李斌老師什么時候來。我們也問了，他們剛好跟他們活動和宣傳的時間點節奏不匹配，所以暫時沒來，我相信后面會來的。

04如何看新一代創業者？
張鵬：我注意到你的嘉賓名單里 Tim 第一個跟你有明顯「代差」的年輕人。
羅永浩：這個有點尷尬。我們現在請的嘉賓只有一位是比我歲數大的，播了 12 期可能只有一個比我歲數大。為什么？因為我老了。我想找一個比我老的已經很難了。從這個角度講，我們請的都是年輕的，只不過 Tim 和何同學是最年輕的。
張鵬：你覺得這一屆年輕人怎么樣？跟他們聊完，有沒有顛覆你以往的認知？
羅永浩：現在各行各業優秀的年輕人層出不窮，我是又高興又生氣。高興的是，我肯定希望看到各行各業冒出更多優秀年輕人，表明我們未來更值得期待；生氣的是，他們首先很優秀，同時他們成長的條件也確實好。
張鵬：羨慕是吧？
羅永浩：生氣。我小時候什么都沒有，他們小時候父母就給他們買數碼產品。我 1972 年出生，趕上了營養不良，更別談什么數碼產品了。所以有時候會高興，有時候也會羨慕他們成長的環境。
張鵬：更好的成長環境，給這代年輕人帶來了什么本質上的不同？
羅永浩：我舉個例子。我在北京認識不少搞音樂的朋友，他們曾感慨過一個道理：到了國外，經?？吹绞邭q的孩子在路邊放個飯盆就在那兒演出。而我們這邊搞了十幾二十年的「樂隊老炮」，聽一會兒就會很沮喪。因為他們發現，這些十五六歲的中學生，玩出來的水平跟自己不相上下。
原因在哪兒？一半是才華，另一半是起跑線。他們跟我說，我們這代人長大時，聽的都是「音樂性很差」的歌，直到二十多歲才真正聽到好音樂，然后才開始搞搖滾，折騰到 30 歲才有點成就。而那些孩子之所以十五六歲就搞得這么好，是因為他們六七歲時聽的就已經是世界一流的東西了。所以，早期接觸什么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國內 20 多歲的年輕人也一樣，他們成長過程中什么都不缺，物質、精神、文化資源應有盡有。以前我們看到某個領域的世界最高成就，常形容是「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但這詞對今天的年輕人不適用——因為他們長大時，所有的門本來就是開著的，他們可以任意取舍。在這樣的文化土壤里，養分是非常充裕的。
比如在站酷上，我經常看到一些十五六歲的插畫師，還沒成年就能畫出世界一流的作品。這在我們那個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我的同齡人做插畫，早期的作品往往「土得沒法看」。但在今天，十五六歲的孩子出手就是世界水平。這再次證明了，小時候能接觸到什么樣的東西，往往決定了未來的高度。
張鵬：見識是特別重要的財富。而且這幾年，這種「見識的富足」確實在年輕人身上顯現出來了。
羅永浩：我們年輕的時候對 PC 革命感興趣，那也不就是看什么《中關村在線》之類的嗎？那個時候如果有極客公園，我們怎么會……你懂的。
張鵬：有了足夠寬廣的「見識」，再追求深度的「認知」，未來才可能做了不起的事。
羅永浩：還有一些，你看我們去找的那些成就很高的年輕人，他們長大時大部分是父母不怎么管的，這是很重要的。你能接觸到各種各樣的好東西，并且父母持有比較開明開放的態度，這才更有利于孩子成長為特別了不起的人，概率會成倍增加。
父母如果什么條件都具備，但對孩子管得特別嚴，這孩子很難有特別好的成就。我們播出來是 12 期，實際采訪和研究完成的有 17、18 期。開場的時候我都會問他從小時候開始的事，基本都是這樣的。
「雞娃」的中國父母可以適當給孩子松一口氣，可能松的那口氣就是他將來的成就；而你現在逼他的那些，最后就不太理想。
張鵬：這倒是一個很意外的視角。
羅永浩：采訪的嘉賓里，有一些是在農村、在小縣城長大，父母沒有什么學識，有時候單純因為忙沒盯過來，孩子就有成就了。還有一些是父母隱隱約約覺得不應該管這么多，看孩子顯得很聰明，就「我別管這么多了」。這些很重要。如果強扭，按照父母的意愿，很難有成就。
張鵬：說到年輕人，我聽說你不光是聊，前陣子還特意去深圳跑了一圈調研。據說這次「實地考察」給你的沖擊很大？到底發生了什么？
羅永浩：因為團隊同事們覺得從第一天開始就商業化，收益也很不錯，希望掙更多錢，問我有什么辦法。我們年終搞個動靜大一點的——中間還找鵬總請教過，因為他每年搞兩次極客公園大會——我說「我們也想搞個十字路口大會」。鵬總就給了一些建議。我們要認真執行，那就要做很多功課。
羅老師詳解年底要辦的「十字路口年度科技創新分享大會」｜圖片來源：極客公園
我們想在今年年底 12 月 30 日在上海搞一場「十字路口年度科技創新分享大會」，在大會上給大家分享十幾個軟件和硬件的創新產品，都是中國團隊做的。
一定要創新，「好」是不夠的，又要創新又要好。按照這個原則去看硬件的時候，我們基本只能去深圳看。中國全國都有做硬件的，但集中大本營是深圳。剛才上來演講的 Kickstarter 的 Henri 幫我們做了很多的介紹。
我們去深圳做了兩次考察，看了幾次加工廠，還有 XbotPark 機器人基地，那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硬件創業孵化器。看了幾十家團隊。印象很深，因為今天如果做硬件創業的話，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就是深圳，沒有之一。
這些年大家注意到，美國科技創新領域里，軟件還是在紅線（前沿/高位），但硬件沒了；日本硬件創新牛的基本沒有，很罕見，偶爾有一兩個是富二代，常常做的是「漂亮且無用」的東西。比如說世界知名的 Teenage Engineering 那個團隊，做了很多漂亮、有趣但無用的東西——當然我也喜歡，我不是罵他們，我是文藝青年出身，我也喜歡漂亮且無用的東西。
但是真正在科技領域做點實實在在的東西，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跟深圳比。你到深圳一家一家企業去看的時候很受沖擊。
張鵬：你去的都是很早期的年輕團隊。
羅永浩：很難想象，在我那個年代，或者地球上深圳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能有大學沒有畢業、十八九歲的孩子，已經和同樣有理想的人湊到那兒，開始埋頭鼓搗硬件，而且是智能硬件、軟硬件結合的。還是挺受沖擊的，再一次為他們高興，為自己生氣。現在不能講太多了，年底大會分享，有很多神奇的東西，你們到時候會驚喜的。
張鵬：往年你做手機的時候，深圳也沒少跑。對比現在，你覺得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羅永浩：我們當時去的時候，沒有這么多這么年輕的團隊做「新奇特酷」的東西。那時候中國科技雖然也很繁榮，也有很多公司做新奇特酷、了不起的東西，但是年輕人——甚至沒畢業、十八九歲在大一一邊讀書一邊干這事——是見不到的。
張鵬：現在的年輕人起跑線更早了。這些新生代創業者，他們還認識你嗎？
羅永浩：基本都知道我。錘子科技雖然失敗了，留下的「遺產」是讓一些投資人、生意人瞧不上我——那些人我也不在乎。
但是，那些真正懂產品的、中國的產品經理們不一樣。哪怕當時我們在市場上被友商打得片甲不留，但友商產品部門里很多人依然是我的粉絲，因為他們懂產品。至于技術團隊，基本沒我粉絲；盈利變現部門的，那更看不上我。現狀大概就是這樣。
我去拜訪那些創業公司，如果 CEO 是產品出身而不是技術出身，上來就會特別親近。他經常會悄悄跟我說：「老羅，我當年買過五個錘子手機……」尤其是做軟硬件結合或者純硬件的，只要是負責產品的人，對我都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他們會覺得「終于見到你了」，雖然你商業上敗了，但我們特別認可你的產品。這種情況非常常見。
這事兒甚至在硅谷也一樣。當時新聞報道說扎克伯格從 OpenAI 挖了 11 個 AI 大牛，其中 7 個是華人。我去美國時，特意想見識一下這些華人專家有多厲害。
朋友幫我拉了群，我去見了其中身價最高的一位。見面時，這位老師比我還激動，拉著我說他是「鐵桿錘友」。原來他去美國讀書前，曾申請來錘子科技做實習生，結果被我們 HR 兩次「殘酷拒絕」。沒辦法，他只好去美國讀了個學位，后來進了 OpenAI ，成了華人 AI 圈最頂尖的那批人。
張鵬：原來你對世界的 AI 發展也有貢獻。
羅永浩：有沒有可能是我們 HR 給他拒絕了，他才取得這么高的成就？我不知道，我沒有答案。反正我回去把我們 HR——也是老朋友——就把他微信拉黑了。反正我挺感動的，就覺得錘子科技雖然失敗了，它留下的遺產（Legacy）可能還能維持很多年。接下來這么多年我還什么都沒做成，我就挺愧對他們的。
張鵬：你覺得到底是哪一點真正打動了他們？讓他們記到了今天，甚至對他們產生了影響？
羅永浩：就是產品。
張鵬：是因為大家共享了一種對產品的審美？
羅永浩：我們在做錘子科技的時候，其實懂產品的，尤其產品經理這樣的團隊，多數人對我們產品認可度極高。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
只是因為我活著活著變老了，我沒有意識到這個。你們將來也會知道的，在座的都會老的。老了以后，你在變老的過程里自己沒反應過來。比如你老了 20 歲，你錯覺感覺好像只老了 10 歲。這個時候你活著還沒怎么著，突然這就「德高望重」了。這個感覺對我來講感受很復雜的。
我現在到了很多科技圈去見那些年輕創業者，如果是產品出身，對我就有格外特殊的感情。那時候我意識到我被迫「德高望重」了。
張鵬：問題來了，你沒打算退休，未來還要做產品。那你豈不是要跟這群看著你成長起來的「后浪」直接競爭？
羅永浩：德高望重也能跟年輕人競爭。
有人問我：「你覺得他們從小就接觸那么好的東西，現在年紀輕輕做出這么優秀的來，你們有壓力嗎？」壓力肯定是有的，這都是好的、正面的壓力。還有人覺得「你們已經老了，體力精力創造力都下降了，還干得過他們嗎？」這個很難講。有些年輕人對「老登」有一些誤會，有些是他們自己放棄了。像我這種生命不息、折騰不止的，我覺得還能折騰十幾年以上。
還有我順便給大家普及一些常識。很多人以為一個領了終身成就獎的人，他就不能再去打比賽了，這是很大的誤解。我經常找這樣的故事來激勵我自己：亨利·方達（Henry Fonda）、保羅·紐曼（Paul Newman），這些好萊塢的明星都是領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之后，又拿了影帝。你不服行嗎？
所以我是覺得，我終身成就獎在產品界拿完了，接下來有沒有可能在產品領域里再拿個「影帝」呢？我們拭目以待。
張鵬：這確實是我們非常期待的。
羅永浩：現在平均年齡能活到 80 多，隨著基因科學的突破，可能很快我們能活到 100 多。我現在未來規劃都是按「半個世紀」來規劃的。

05今天創業還有什么機會？
張鵬：你跟這屆年輕人交流過程中，有給他們提出什么樣的建議？
羅永浩：這個我很小心。咱們也年輕過，「老登」過來指手畫腳多討厭。我現在跟他們交流產品，會加一堆前綴。
張鵬：怎么加？
羅永浩：前綴能有個七層左右的 Buff 吧。從開場先說「不知當講不當講」開始，然后是「我畢竟不是專門研究這個的，你們肯定比我了解得多」，然后「我的經驗是憑我過去并不排除錯誤的經驗得出的看法」，「我說一個你們參考一下，如果不對歡迎你們指正」。
張鵬：六層了。
羅永浩：還有「我估計你們團隊可能也有人提過了」。其實需要的話可以不停說下去。但一般到了這兒，他們就開始不耐煩：「羅老師你就說吧。」我說：「這可是你讓我說的。」
這是最后一番，于是把責任推給了對方，接下來很委婉地說這個可能是不對的。
張鵬：我覺得你在給年輕人提建議的「交互體驗」也做得挺到位。
羅永浩：你到了什么階段說什么話。到我們這個年齡段，不小心就是特討厭。
張鵬：我請教一下，歲數雖然是這個歲數，但是怎么能夠「反老登味兒」，讓年輕人更愿意跟你交朋友，愿意跟你交流？
羅永浩：主要是靠事業不成功。你想想，如果錘子科技的時候我做到身價幾千億，在中國成為明星企業家，排在前幾位的，那現在我還有沒有這么大勁頭？我也不敢說，人性是很復雜的。
我現在還有這么好的勁頭，跟前邊沒有取得特別大的成績是有一定的關系的。如果否認這個，是不誠實的。
我們盡量多地換位思考，這個世界會變好很多。我們年輕的時候也被「老登」欺負過，你變了「老登」之后要不要欺負年輕人？這是一個。類似這種，你時不時腦子里繃根弦，就不會太丟人、太走樣。
張鵬：聽起來你這一年好像對年輕人這事上有兩層認知：一層是這屆年輕人很行。
羅永浩：特別行。科技創新領域太行了，不是一般的行。

06羅永浩：沒打算「交棒」
張鵬：不過另一層是就算他們很行，做產品這事情，羅老師你自己也沒打算交班。
羅永浩：對，沒打算交班。盡可能用我的影響力和能做的事，幫他們成事，同時我自己的事也沒放下。
張鵬：前幾天你公布了那個跨年活動，之前只是發了文字預告，今天趁這個機會，當面給大伙詳細講講？外界很多人猜，這是不是一個「年終大帶貨」？
羅永浩：不是。
張鵬：怎么理解？
羅永浩：因為我們年底這樣的會，大概會講 5 到 8 個軟件， 5 到 8 個硬件，加起來十幾、不到 20 個創新產品。這里面分大企業做的、中小企業做的，甚至有創業公司、創業團隊做的。這里面既有成熟的商品，也有剛打出來的工程機、不能量產的樣機。
我們選的都是必須創新，然后是我們主動選的。在同類目里，在我們勢力所及范圍內，搜刮完了看到的是最好的，這種才收錢。
張鵬：所以前提都得是你覺得足夠好、被說服了的產品？
羅永浩：是，但也不全是。我們有一個選品的小組，所以有的時候我誤以為某一個很好的時候，他們回去背著我討論完了，把那個產品的所有缺點都拉了一個表。出來跟我聊的時候，我被說服了也會被否掉。
張鵬：篩選標準怎么定？
羅永浩：第一是好產品，第二是創新。或者反過來，第一是創新，因為有一些好產品要迭代兩三代才能變成特別好的產品。但如果現在很創新，我們覺得這個值得被支持。
尤其李澤湘老師那里有千奇百怪的那些硬件創業的項目，有一些孩子還沒有畢業，就在那里鼓搗出讓你嚇一跳的東西。你要不是心理特別不健康的中年人的話，你看到那個真的會感覺特別欣慰，特別高興。
張鵬：有點像成為了加速器的感覺。
羅永浩：像我們去李澤湘教授的那個創新機器人基地看的時候，其實孵化階段人家已經完成了，現在開始拿出一個工程樣機推向社會。這個時候需要有一個懂市場、懂營銷、會講故事、能吹牛，然后又有一些理想主義的人助推一下。所以我們就把自己定位成一個——我覺得很快就能做到——中國最好的科技加速器、助推器。
張鵬：你是想在這個階段增加了一個助推的力量，幫他們更好地被這個市場看見。
羅永浩：快速商品化，走進大眾。
張鵬：這確實是行業的痛點。很多硬核團隊做出了好產品，但輸在了「酒香也怕巷子深」，技術強、營銷弱。你覺得這種錯位，在現在的硬科技創業里依然普遍嗎？
羅永浩：這些也使得我們選品的時候，說實話，相當戰戰兢兢的。因為我們要確保我們幫著加速、助推的是這個階段里面最好的一個。
如果兩家能力旗鼓相當，產品能力、技術研發實力都是旗鼓相當的，那這個時候，可能誰更懂營銷、誰更懂生產制造那些——這都是硬功夫。還有一些軟功夫是市場營銷、推廣、品牌故事，這一系列在現代企業里哪個都躲不掉。躲不掉的時候，我們很怕我們在一個領域里把最好的給忽略了，推了次好的。這個是我們最大的心理負擔。
我們要確保每次幫著加速、助推的，是那個領域里、那個時期里最好的。
張鵬：但這里有個風險：跨界做判斷很難。面對那么多不同賽道的硬科技，你怎么確保你的選品團隊「懂行」，不會把最好的那個漏掉了？
羅永浩：我們也做過 1200 多人的科技公司，里面各行各業的專家全都具備了。所以今天我在做這類事的話，原來很多的老同事，還有圈內認識的朋友，在跟他們沒有利益糾葛、沖突的情況下，還愿意免費給我們當顧問。
張鵬：也就是引入「外腦」做客觀評審。
羅永浩：對，所以專業性的判斷我是不缺人的。比如在 AI 領域，我們內部團隊可能技術評估能力沒那么強。但我們不是把中國那些厲害的 AI 創業公司都挨個采訪了一遍嗎？因為我又沒收人家的錢，所以遇到難題時我就直說：「現在正在看一個項目，里面有些硬核的技術我們判斷不了，能不能幫著把把關？」他們肯定愿意幫忙。
說實話，做這個播客的價值，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無論是對社會價值、商業利益，還是對我自身的成長，幫助都是巨大的。照這個節奏錄個一年半載，頂多兩年，我就能把中國各行各業的精英都認識個遍。這對我的成長、事業，以及未來要做的大事，帶來的好處真是三言兩語說不完。
這是項目啟動時完全沒想到的意外收獲。雖然我出道這么多年，想認識哪個領域的頂尖人物，托一兩個朋友也能聯系上。但我這人社恐，你要讓我特意托人牽線搭橋、為了求助去認識一個人，我會覺得特別困難，心理負擔很重。但做播客讓這一切變得特別自然、絲滑。
人家大老遠來了，跟我聊了 7 個小時，總不能連個微信都不加吧？加上之后，以后遇到什么問題請教一下，發現人家也非常樂意幫忙。所以這件事對我產生的長期價值，可能大得超出了我最狂野的想象。
張鵬：說到這兒，很多人包括我都覺得，你今年做播客之后，整個人的狀態明顯變好了。
羅永浩：是挺好。因為我做過直播電商賣貨，我不覺得那個工作不好，但確實，我的性格不適合做重復性勞動，我要做創造性勞動。所以直播帶貨是沒有辦法做創造性勞動的，它就是重復。可是現在我采訪這些各行各業的精英，這個過程中，我沒覺得我在做重復勞動，因為不斷地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你們看到的都是打了折扣的。我們還會應他們公關團隊要求刪了 10%、20% ，那些我還自己享受了。
刪掉的不一定是尺度大的，刪掉很多是干貨。被他們的公關團隊要求刪掉，就是因為在網絡傳播的時候，有一些話一出去就會被曲解，然后轉成別的。
所以根據他們多年的公關經驗，就要把那些刪掉。但那些其實也挺寶貴的。是因為現在這個自媒體風氣不好，動不動就帶偏節奏，所以他們很小心，就把那些刪了。就是因為擔心傳播渠道里被歪曲，所以就拿掉了。但那些就成了我自己的福利。
所以我錄這個節目不覺得消耗，我覺得我吸收了大量的養分，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我現在精神頭好，跟這個也有關系。
羅老師做了播客比以前快樂了｜圖片來源：極客公園
張鵬：這種創造性的快樂確實養人。你看你過去這么多年做事，自己做科技公司的時候，你要帶著一群人像船長一樣，給他們確認說「這個就是方向，照這個來」。
羅永浩：包括沒信心的時候。
張鵬：沒信心的時候也得頂著？
羅永浩：要不然呢？
張鵬：也是。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為：跟這些嘉賓聊的時候，你從「駕駛員」變成了「乘客」，反而在吸收能量？
羅永浩：我剛才忘說了，我們請嘉賓的第一原則就是——他不能在這個領域比我差，要不然我聊個什么呢？一定得聊比我強的。
張鵬：你這是蹭了趟「豪華免費課」。
羅永浩：對，每個人都來給我上豪華免費課，賺翻了。
張鵬：如今都年過五十了。中國老話講「五十知天命」，你有這種感覺嗎？
羅永浩：沒有那么在乎。現在平均壽命 80 歲，所以說「五十知天命」其實有點扯。古人說這話的時候，平均壽命才 30 多歲，還得算上饑荒、戰爭。那時候大部分人沒到「天命」就死了。現在我們能活到 80 多歲，五十歲知什么天命？我猜你也是按「半個世紀」來規劃后面工作的。
張鵬：咱們聊聊未來。現在你腦子里最感興趣、最讓你興奮的新目標是什么？
羅永浩：肯定還是做產品。這一波我是又高興又感到有一點壓力，因為這波 AI 革命號稱是比工業革命還大的機會。所以這波要是啥也沒做出來，確實不好找借口了——上一輪還有一點借口，這一輪完全沒借口了。又高興、又興奮、又緊張，這是很好的創業狀態。
張鵬：有比較具象的思路了嗎？
羅永浩：我們年底的大會，不光挑了各行各業優秀的，也包括我們自己做的一個東西。
張鵬：還要帶點「私貨」？
羅永浩：要帶私貨。
張鵬：那這個東西要是做得不比人家好，就該拿不出手了。
羅永浩：那我就不上了。
張鵬：在這一波 AI 浪潮里，年輕人會覺得大廠林立、資源有限。作為羅永浩，你在這個時代的具體賽道和策略是什么？
羅永浩：我們現在不敢做巨頭們盯著的事，要分階段。
先做一些他們不是特別看得上，但價值又足夠支撐你往前走的；積累起來以后，到了某一個點你覺得可以了，才會去做那些更可能被巨頭迅速掐死的東西。
現在如果創業公司做出好的東西，跟巨頭感興趣的方向一致，大部分是被「抄死」——抄襲的「抄」——而不是被收購。這是一個客觀事實，大家心里要有數。
我們做的時候都很小心。如果這個東西出來就會被抄死，我們就會往后排。但你又不能做太小的東西，那樣做不了規模。所以我們小心翼翼地從千奇百怪的創業可能里，挑出那些「中不溜」的，在你做到一定影響、一定價值之前，巨頭們是瞧不上的。其實還挺痛苦的，但也只能這么做。
包括手機。錘子科技倒閉 7 年了，去年我們看還有百萬以上的日活——就是還在用舊手機的那些朋友。一直在有人問：「再說出來做個手機吧，每年就發一款，賣個一兩百萬臺問題不大。」但這只能讓團隊勉強維持生計，不會有大發展。一直有人要投資，我也不敢再做手機了，怕把別人的錢賠光了。
但是，如果我們做了一堆東西，取得了很大成功，手里有大把自己的錢，也不排除重新啟動做手機。但這里有一個問題：一旦做對了，點子肯定會被大企業抄，結果基本上也是注定的。
所以我們也在想，能不能在做這個的過程中，把「巨頭」里的某一個給綁架進來？如果成了，我是不是老板其實沒那么介意，我只希望這個產品在一個正確的方向做對了。
以 AI 手機為例， AI 革命都三年了，無論是蘋果、三星，還是華米 OV ，在智能手機上什么也沒做出來。反倒是「豆包」，后面可能是沒有負擔也比較敢干，做了一個比較大膽的嘗試，結果現在所有的 App 都要封殺它。
所以，這個事情真的比熱愛產品的朋友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不是說把產品做好就行，要考慮的事情特別多。
張鵬：如果今天真的要在手機上做變革，你覺得核心創新點在哪里？
羅永浩：就是單純把手機內所有的東西和 AI 助理接起來這一件事，就可以產生革命性的體驗。
但這一件事很難。它的復雜性不在于技術或工程積累，這些都是小事，未來 AI 寫代碼的能力越來越強，都不是問題。最難的是舊世界的統治者，它要駁斥自己原有的利益，它又沒有能力創新，主要靠抄。在這種情況下，你怎么做一個東西，避免被他們抄死？
說實話，要做這樣一個產品， 80% 的精力在防守和博弈，做產品只用 20% 精力就能比他們做得好。但做得好也可能被弄死，所以這是一個特別復雜的系統性問題。
有可能「出海」是一個選擇。你看像 Nothing Phone ，創始人裴宇也是我很喜歡的年輕一代企業家。 Nothing 的軟件比較普通，但工業設計做得非常好。他在國內一直不做，是因為國內手機領域的競爭是最兇險、最惡劣的。
所以他一直在做海外，結果在印度市場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現在他發展得挺好，我也挺高興的。
算了，不提手機吧，很復雜。
張鵬：我能感覺到，你內心對手機這個事還沒有完全放下。
羅永浩：我不是對手機本身放不下，是我想做「軟硬件結合的操作系統級別」的東西。
雖然我們看到千奇百怪的眼鏡和各種 AI 小玩意不斷出現，但我認為未來 10 年內還是沒有什么東西能替代手機。如果是這樣，就不得不再去考慮手機。如果未來 10 年手機能被眼鏡替換掉，那我這會兒完全不關心手機，只關心眼鏡了。
現在看起來，眼鏡供應鏈的成熟還要 10 年以上，所以一時半會兒沒戲，做不了那么大，替代手機是不可能的。所以還只能關心一下手機。
羅永浩對談張鵬｜圖片來源：極客公園
張鵬：你是希望自己親自推動這場變革，還是只要看到變革發生就很高興？
羅永浩：都高興。喬布斯去世以后，好像說不出幾家創新的公司了，連喬布斯的公司也不創新了。
所以我希望任何一家能把 AI 手機盡快做出來造福人類，我都高興。甚至如果是燒我自己的錢，我都愿意打版一個全世界最好的 AI 手機，然后讓他們抄我，我倒閉，我都愿意。這是實話。
我也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可以講？現在中國的手機巨頭，至少有一家是很希望我去做高管合伙人、幫他做手機的，跟我談了不止一年。但是我覺得那個老板對產品的想法和我對產品的想法不一致。我去了之后歸根結底要他說了算，那我就覺得這個產品有可能做不出來。基于這個考慮，我就沒去。
還有一家，那個老板沒希望我去，但我自己想去。
張鵬：反過來的「錯過」？
羅永浩：對，我不介意給他打工，只要把這個手機做成。但是他對我比較猶豫。人生就是這樣。
張鵬：最后一個問題：當年你來極客公園，說如果有機會和早幾年的自己留了一句話，就留下「孩子別怕」。今天面對這群「特別行」的年輕人，你有什么想對他們說的？
羅永浩：一樣，不要怕，沒什么可怕的。
我覺得他們尤其不用怕，他們長大的條件比我們那時候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現在中國科技企業都在批量出海做全球化市場。在個別領域里，你在中國真的很難——你只要做對了一些，就會被巨頭掐死。但是殺出去，去全球市場，還有大把的機會，不用怕。
其實我這么講也有點多余，他們本來就不怕，我特別喜歡這一點。我的同齡人年輕的時候，勇敢一點的也是「一邊怕一邊勇敢」，現在的年輕人連怕的意識都沒有，我特別高興。
至少在創業者當中是普遍的。這也證實了我年輕時候的想法是對的。我年輕時候覺得我們不應該這么畏畏縮縮，那時候我們同齡人大部分還是被現實壓力壓得比較畏縮。現在年輕人這樣，我特別高興。我想象的那一天正在到來。
張鵬：好！以前是星星之火，現在終于燎原了。祝你繼續探索感興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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