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處理這些具有特殊情緣的文獻現象時 ， 作者采取了一種關聯比較的研究方法 。以本書第十一章《新學書籍的涌入與“腦界不能復閉”》為例 ， 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使用關聯比較法 。本章內容原是以清末民初文人孫寶瑄（1874-1924）的《忘山廬日記》為主體 ， 討論孫氏試圖以新學“換凡骨”的閱讀經歷 。在論述毛筆孫寶瑄閱讀西學書籍時 ， 作者從日記中勾稽相關西學書籍材料 ， 體現了處理文獻的一般手段 。其后 ， 作者廣泛利用《申報》等報刊資料 ， 揭示孫寶瑄對衛生類書籍的關注 。從中體現了作者處理文獻較為鮮明的特點 ， 即集中利用較為邊緣的文獻如委托書日記等 ， 并將其置于當時廣泛的文獻世界中 ， 加以關聯比照 ， 從而揭示較少為人注意的文獻現象 。正是在各類文獻的比照中 ， 作者在《忘山廬日記》中發現孫寶瑄對于顏元、李塨之學的濃厚興趣 。這種關乎時代趨向的結論 ， 端賴更多文獻的證明 。在此 ， 作者又廣泛利用江瀚、姚永概、賀葆真等人的日記加以“對讀” ， 討論了“與孫寶瑄同時代的作者”問題 。例如江瀚光緒二十三年六七月份日記顯示他與汪康年等人致力于某件重要事情 ， 通過《汪康年師友書札》 ， 可見江瀚對《萬國公報》《時務報》及《西學書目表》中所述書籍的濃厚興趣 。
在同一時間軸上 ， 利用諸多日記去還原某一空間內的相似事件 ， 是關聯比照日記文獻的基本思路 ， 也是關聯比較方法運用于書籍史寫作的一次顯露 。早在2013 ， 徐雁平即發表《從翁心存、翁同龢日記的對讀探究日記文獻的特質》 ， 通過對讀翁氏父子的日記 ， 更正晚清北京沙塵天氣平均數的統計 ， 并指出“每一類型文獻有其局限性 ， 但它們彼此關聯 ， 形成一個相互呼應、補充、修訂的文獻系統” ， 從而呼吁研究者通過比照關聯揭示文獻特質 ， 最大限度發揮每一類文獻的獨特價值 。《清代的書籍》的許多章節將以孤立的書籍和文獻現象處理成與廣闊社會生活有千絲萬縷的文獻網絡 ， 正得益于“比照關聯方法”的自覺運用 。
四、“群繁體”的好看眼光大江與材料使用
誠如上文所示 ， 比照關聯法的核心不在于并不在于最終的比較及推演書 ， 而在于如何建立有效且具備比較性質的文獻系統 。畢竟 ， 確立清代書籍史的每一個專題研究 ， 建立何種文獻體系 ， 直接關涉比照關聯法能否有效運用 ， 也關系到研究能否得出較為切實的結論 。在此 ， 《清代的書籍》致力于關注那些具有多元向度的文獻 ， 并以此建立立體的文獻門類篆書 ， 進而為研究打下牢靠的基礎 。
從本書第八章《女性與書籍》中 ， 可見作者致力于建立立體網絡型文獻門類的努力 。在這一章節中 ， 作者多次利用日記、回憶錄、筆記、詩文集、書目題跋等類型文獻 ， 最終發現清代女性獲得書籍的特殊“自在氛圍檢討” 。本章就田字格研究緣起而言 ， 是關注女性的書籍從哪里來 ， 想要解決的是女性的知識從哪里來的問題 。為此 ， 作者必要深度介入女性書籍所在的世界 ， 而那樣的世界只有在多元文獻的比較中才能凸顯 。故作者先期即有意以女性與書籍的聯系為核心搭建了廣泛的文獻群 。在這樣的一個文獻群中徜徉 ， 作者當然可以輕松解釋書籍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樣態 ， 描繪篆書書籍閱讀如何助力女性完成文化傳遞等歷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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