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并不是離騷的作者，這種說法從何而來 _并不是

1951年3月至5月間，《光明日報》連續刊登了四篇論文：《楚歌及楚辭》《〈離騷〉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和《〈離騷〉以外的“屈賦”》，懷疑包括《離騷》在內的諸多作品并非屈原所作，而將著作權歸諸西漢的淮南王劉安及其身邊文士。論文的作者朱東潤晚年回憶說。此事緣于和葉圣陶的通信，“圣陶問我最近有些什么著作，我說有是有的，是關于《楚辭》的四篇文章，不過論點的爭執太多，不宜發表。圣陶說給他看一下也不妨。我這就把文章寄去”(《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 。沒想到老朋友先斬后奏，沒有征詢他的意見，就轉交給《光明日報》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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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氣十足的兩人起初或許并不覺得此舉有多不合時宜，更未曾料到居然會激起軒然大波。沒過多久，郭沫若就率先發表評論，居高臨下地呵斥道：“這樣的考證是很成問題的，但是也有它的淵源。它的淵源是什么呢?就是胡適!……這種研究方法是標準的唯心主義，得不出正確的結論是無足怪的。”
(《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在當年的特殊形勢下，這樣的宣判足以令對手膽戰心驚。據朱東潤說，“從5月到6月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自己上陣，并組織楊樹達、沈知方兩位先生同時出馬，先后發表了五篇文章。這一次形勢很危急，經過一番考慮以后，我覺得最好是閃開一著，讓這三位撲一個空”(《朱東潤自傳》第十二章)，自忖得不到公平辯論的機會，只能忍氣吞聲，委曲求全。
不過要說楊樹達是被“組織”來的，也許未必符合實情。因為位高權重的郭沫若不僅斬釘截鐵地斷言：“無論從史實上、思想上、文藝上來說，把淮南王劉安認為《離騷》的作者，是沒有辦法可以成立的。”(《評〈《離騷》底作者〉》)還用很輕慢的口吻說道：“關于這些方面的研究，并世學者已經寫過不少的文章了。
然而到了今天朱先生卻依然篤信胡說而一概不管，而且還要把胡適的歪風更進一步展開，這卻不能不使我們驚嘆!”(《評〈《離騷》以外的屈賦〉》)儼然已經覺得穩操勝券，根本用不著再約請幫手。退一步講，即便要“組織”，也該是《楚辭》研究方面的專家，而非并不以此見稱的楊樹達。
楊樹達于當年日記中也曾述及此事，如5月31日那天說：“草《離騷傳與離騷賦》。”并撮述文中要點;到了6月12日又寫道：“九日《光明日報》來，《學術》欄已登余《離騷傳與離騷賦》。”(《積微翁回憶錄》)如果真是受到邀約，恐怕不會不記上一筆——在半年前的日記中他就提過：“閱二十日《光明日報·學術》副刊二十六號，載余《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此去年七月寄與郭鼎堂者，由郭代投也。”(同前，1951年1月24日)并未諱言其事。而從《離騷傳與離騷賦》來看，楊氏意在“討論劉安做的究竟是《離騷傳》，還是《離騷賦》”，盡管以駁正朱東潤為主，但也附帶批評了郭沫若，稱其“似乎欲折衷于傳、賦之間，有遷就賦字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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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說“我對于此問題的見解，和郭沫若微有不同”，還提到“郭先生說：太史公作《屈原傳》，曾參考《離騷傳》。據我看，這篇《屈原傳》可能全本《離騷傳》，不僅止參考罷了”，屢屢指出郭氏的訛謬，哪有這樣幫腔助陣的?
另外可資佐證的是作家出版社在1957年編輯出版《楚辭研究論文集》，“收輯的范圍很廣，凡可備一說、足資參考的，當時有過一定影響的，概行收入”(《出版說明》)，其中也包括朱東潤、郭沫若和沈知方三位在此次論爭中的全部論文，唯獨缺了楊樹達這篇。而此文絕非泛泛之作，楊氏本人也相當滿意，不僅說“詹安泰讀余《離騷傳與離騷賦》，謂郭沫若不及也”(《積微翁回憶錄》1951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