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反映了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不過似乎沒有政治實踐的科學依據 。事實上相對于荀子用維護社會秩序的必要性來解釋政治合法性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更具有神秘主義的色彩，存在科學程度的倒退，但是是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人們認識水平的體現 。這反映了中國的傳統哲學理念從一開始就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而不是像西方把自然看做人類的對手 。
在董仲舒看來上天要求君臣要各自遵守道德規范，如果君王和父親不遵守自己應該遵守的倫理規范，那么大臣和兒子也就不會服從管制“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玉杯》）”，君王和或父親沒有了長者的樣子，做大臣和兒子的也就沒了該有的規矩 。而為了制定這種規范，首先應該確定各自的君臣名分“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玉英》）”。促進社會秩序的完善“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悌（《為者天人》）” 。
董仲舒研究《春秋》主要關注其對倫理秩序重視，同時尤其要重視臣子的道德建設“任賢臣者，國家之興也 。夫知不足以知賢，無可奈何矣 。知之不能任，大者以死亡，小者以危亂（《精華》）” 。君主應該明白和臣子保持距離樹立威嚴的重要性“道同則不能相先 。情同則不能相使，此其教也（《玉道》）” 。同時像上天公正地愛護世間萬物一樣公正地行使權力“天覆無外，地載兼受，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深察名號》）”這里我們看到了韓非帝王之術的影響 。
在這一基礎上，君主要重視人才的使用，這一點董仲舒綜合繼承了荀子、墨子等人的思想，具有特點的是他將使用人才與君主自身的修養過程聯系起來，提出“形靜志虛者，精氣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賢者之所事也（《通國申》）” 。所以使用賢人才能治理好國家“親近以來遠，因其國而容天下，名倫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賞善誅惡，而王澤洽，始于除患，正一而萬物備（《會盟要》）” 嚴格管理大臣，考核臣子的工作成績 。同時明辨是非“撮以為義，進義誅惡，絕之本，而以其施（《重政》）”，才能有效維護統治 。
人才需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董仲舒認為善和惡兩種道德品質都在人身上辯證的存在“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有貪仁之性（《深察名號》）” 。而人性中的善在潛藏的狀態中，必須經過教育加以喚醒“性有似目，目臥優而暝，待覺而見 。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不可未見 。今萬民之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暝者待覺，教然后善（《深察名號》）” 。所以董仲舒對人性看法的經典表述是“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深察名號》）” 。因為人的善性沒有被激發出來，所以要靠帝王去教化“為之立王以善之（《深察名號》）” 。這與荀子“化性起偽”的說法是一脈相承的 。在明確善惡觀念的基礎上又受到道家影響提出要克制欲望加強精神修養“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凈，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循天之道》）” 。同時要在日常生活中“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奪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天道施》）” 。通過日常禮儀訓練人們對倫理道德的感性認知能力 。
在對君主和大臣治理國家具體方式的主張上，董仲舒首先提倡要遏制貧富差距過大，才能保證統治的穩定，指出“大富則驕，大貧則憂 。憂則為盜，驕則為暴 。此眾人之情也 。（《度制》）” 。同時反對官員從事經濟生產活動，與民爭利“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度制》）” 。先搞好經濟建設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對人民進行文化教育“先飲食而后教誨，謂治人也（《仁義法》）” 。實行教化能夠使天下太平“圣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能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身之養重于義》）” 。這里繼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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