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選擇這個文本也存在一個問題 。我在耶魯的一個同事讀完了這本書，問我，“這是一本很好的書 ， 但莎士比亞的原意真的像你闡發的那樣么？莎士比亞只不過寫了一部戲劇而已 。”我的回答是，這個戲劇本身展示了豐富的意義空間，而這些與莎士比亞的原意關聯不大 。這就好比《圣經》本身所蘊含的意義空間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上帝的意思一樣 。你可以把莎士比亞理解為一個上帝 。因此 ， 真正的思想是蘊藏在這部戲劇本身當中的，并不是在莎士比亞的大腦中 。《李爾王》不過是我闡述我的想法的一個載體而已 。
《21世紀》：從您的個人經歷來看 ， 您先讀了一個哲學博士，然后又讀了一個法律博士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由哲學轉向法律呢？
卡恩：柏拉圖曾說過，哲學家不應該是年輕人 。柏拉圖說你應當把你的青年和中年為國服務，并獲取政治經驗，然后再從事哲學探究 。我在25歲的時候獲得了哲學博士 ， 但我不想把我余下的人生都用來向年輕人講授哲學 。因此我開始轉向法律，投身政治活動 。但我同時也知道，自己將來會回到大學里傳道授業 。但我回來得比我預想的要早，因為政治局勢的變化比人的預想要快 。當時是共和黨當政，而我并不想成為其中的一員，因此我決定回到耶魯從事教學和研究 。
《21世紀》：這有點像柏拉圖去敘拉古立法之后回到雅典學園？
卡恩：是的，確實如此 。我在華盛頓呆了五年，然后回到耶魯 。華盛頓之于我相當于敘拉古之于柏拉圖；雅典學園之于柏拉圖相當于耶魯之于我 。
法律的“他者”
《21世紀》：您剛剛提到了您的另外一本書《法律的統治》，里面處理了法律與革命之間的關系 。而在《當法律遇見愛》中，您處理了法律與愛之間的關系 。那么，在革命和愛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平行的關系呢？兩者是否都代表了法治所無法完全控制的人的靈魂中的激情和意志呢？
卡恩：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當然，革命是一種深切的愛欲行為 。我會對人說，革命對你的靈魂有好處 。當你在參加一場革命的時候，你確切的知道你生命的意義是什么 。革命行為在某些方面而言是極度悲劇性的，但也是有深刻意義的 。你的生命將不再是一片意義虛無的空間；相反，革命如同愛情一樣給你的生命帶來充實感 。因此如果你將法律看作一種穩定的文化形式，那么法律本身無法完全將那些深刻的意義源泉吸納到自身中來，它只能劃定一種想象的空間，將革命與愛當作對立面而確立界限 。因此這就存在一種鏈條式的循環：從愛到革命，從革命到法律，循環往復 。這個循環當中，革命與愛密切交織，相互一致 。因此我們可以說，當人陷入愛情的時候，他們便已經被革命化了 。他們成為了“新人 。”他們被當下的生活時刻所征募了，他們的靈魂被當下的意義帶走了 。所有的這些都與人的激情有關——革命與愛情的核心概念都是犧牲，在革命中，人為一種信仰的意義所犧牲，在愛情中是相互為對方犧牲自身 。犧牲即是一種政治實踐的形式，也是一種愛欲行為的形式 。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中國的文學作品中也有很多通過20世紀早期革命者的故事來討論革命與愛情關系的經典 。
《21世紀》：實際上，今年中國有一部非常火的電視劇《潛伏》就深刻地展現了革命與愛之間的關系 。
卡恩：非常有趣 。如果能夠專門寫一本書來闡述革命與愛之間的關系，將會非常有意思 。但我本人尚未開始寫作 。我需要選擇一個好的文本來表達我的想法 。不過我的主題是明確的：革命與愛情都是外在于法律的 。我希望挑戰現代社會契約論的主題：即法律克服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 。我認為人類的基本生存經驗和政治經驗比這要豐富得多：我們更多時候考慮的不是法律與自然狀態之間的關系，而是法律與革命之間、法律與愛之間的關系 。法律之外的人類狀態并不一定是戰爭狀態；相反，它有可能是革命或者愛的狀態 。當法律試圖強行介入這些領域的時候，比如李爾王的行為，那么悲劇就會因此誕生 。在這個意義上，革命與愛都是法律的“他者” ， 是法律領地之外的領地，訴說著法律所聽不懂的語言 。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 ， 這是一個非常基督教化的想法 。基督教據說是愛的宗教，正如猶太教是律法的宗教一樣 。我試圖用這些文化背景來理解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法律傳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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